首先，竞争情报的引入从理论上结束了国内学界把情报和信息混为一谈的混乱局面，还中国情报一词的本来面目，让中国科技情报工作向 Intelligence 方向回归。而“耳目、尖兵和参谋”则是中国对 Intelligence 功能和定位的恰当的描述。其次，竞争情报的引入让我们领略了美国军事情报和商业情报(Business Intelligence)的风采。例如，它的以美国军事情报 G2s / S2s 体制以及以五环为特征的情报流程为基础，自成体系的竞争情报分析技术，独树一帜的人际情报网络建设，别开生面的反竞争情报技术和形象生动的军事模拟手段，拓宽了我国情报机构的全球化视野，丰富了我国情报研究( Intelligence Analysis)工作的实践经验，促进了我国科技和经济情报工作的现代化发展，并从根本上动摇了在我国情报界居主导地位的泛信息化思潮。

再次，竞争情报的引入暴露出了我国情报学研究忽视Intelligence 这一核心领域的致命性错误。50多年来，我国情报学者所开展的情报学研究，长期游击于图书馆学、信息科学、管理科学、智能科学等相邻学科之间，随风漂零，无以为家。因此，竞争情报的引入对我们情报工作和情报学的发展，可谓功莫大焉！

中国情报学是我国情报从业者的重大创举，它包含了信息序化和信息转化两大主要领域，为中外情报学所罕见，但遗憾的是我们情报学界从一开始就把中文情报与英文 Information 相对应，造成半个多世纪的困惑；并把信息学( Information Science ) 或者说图书信息学(Library&Information Science ) 作为情报学( Intelligence Studies)来研究，与信息科学和图书馆学争地盘，为他人做嫁衣裳，偏离了情报生产( Intelligence Production)这一核心领域与我国老一辈革命家倡导的情报思想相违离，严重地影响了我国情报产业的发展，削弱了我国情报机构在国家和企业决策中的地位，这是我国情报学界的历史悲哀。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我国许多情报学杂志和情报学者的论文中，字里行间，除了情报学一词还有情报两字以外，再也难觅情报一词的芳踪。 中国情报界，在20世纪90 年代以前视 Intelligence 为忌讳，90 年代以来，又视信息、知识为时尚，自觉或不自觉地养成了鄙弃情报的怪癖，在中国情报学界形成的回避情报的离奇现象在国际上也不失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实际上，情报学并非起源于文献学和图书馆学，而应是起源于军事学和谋略学，起源于人类的情报活动和咨询活动，与人类的竞争和决策相伴相生，它们形影相随，而又若即若离。追本溯源，我们的老祖宗应是孙子，而非布什(Vannevar Bush)、也非申农(Claude E . Shannon)。重视Information，忽视 Intelligence；重视文献资源、忽视人际资源；重视文献研究，忽视实证研究；重视信息技术路线，忽视社会经济路线；重视引进，忽视创新，是当前我国情报学研究的重大弊端。

该到还情报学以本来面目的时候了。归去来兮，回归情报，回归 Intelligence，弘扬情报工作耳目、尖兵和参谋的作用，重视对竞争环境、竞争对手和竞争策略的研究，推荐以情报研究工作主导，信息资源建设为基础，信息技术为手段的情报工作模式，转变我国情报工作的发展走向。

本人曾多次提出过，中国科技情报工作( Sci. & Tech. Intelligence Work)和情报学(Intelligence Studies)研究的基本任务是 Information 的 Intelligence 化，即将信息转化为用于科学决策的情报和谋略，而非知识的组织和传播，后者是图书馆学的世袭领地。 因此重构情报学是摆在新世纪我国情报机构和情报从业者面前的光荣使命，而竞争情报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科技和经济情报工作，而非仅仅是企业情报工作而已，技术竞争情报、产业竞争情报、国家竞争情报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

如若如此，这将是中国情报界的大幸，也应是中国决策系统的大幸。强大的思想库和情报力量是美国无与伦比的软实力，也是中国产业振兴和安全的重要支撑。因而社会情报机构的式微，不符合国家和企业的根本利益。 这一状况的改变，有赖于国家的决断，也有赖于中国情报界的自强、情报学建设方向的把握和情报学研究范式的转变。以情报为业，以情报为荣，做好 Intelligence Studies 这篇情报学研究的大文章。我想，我国情报机构和情报从业者应当有屈原的精神: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